第七章 国内国际失衡
十多年前，我去过一次开曼群岛，那是当时我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我在一个岛上看到了一家中餐馆，印象很深，觉得不管哪里都有中国人在做生意。又过了两年，我在波多黎各的一家旅游纪念品商店门上看到一块告示："本店不卖中国货"。我特地进去看了看，除了当地人的一些手工品之外，义乌货其实不少。
早在2007年，美国就出了一本畅销书，叫《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A Year Without"Made in China"），讲美国一家人试着不用中国货的生活实验。书本身乏善可陈，但其中的一些情绪在美国普通百姓中颇具代表性。这些情绪之后的十多年间慢慢发酵，民间反全球化倾向越来越明显。2018年6月，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巴苏（Basu）教授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演讲，谈到中美贸易时说："我来自印度，过去的大半辈子，一直都是发达国家用各种手段打开发展中国家市场，要求贸易。没想到世有一天会倒过来。"
我国经济的崛起直接得益于全球化，但因为自身体量大，也给全球体系带来了巨大冲击。2001年加入WTO之后，我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2010年，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2019年，制造业增加值已占全球的28%（图7-1）。我国出口的产品不仅数量巨大，技术含量也在不断提升。2019年出口产品中的三成可以归类为"高技术产品"，而在这类高技术产品的全球份额中，我国约占四分之一。由于本土制造业体量巨大，全球产业链在向我国集聚，也带动了本土供应商越来越壮大。因此我国出口模式早已不是简单的"来料加工"，绝大部分出口价值均由本土创造。2005年，我国每出口100美元就有26美元是从海外进口的零部件价值，只有74美元的价值来自国内（包括在国内设计的外资企业生产的价值）。2015年，来自海外供应链的价值从26%下降到了17%。（1）
这巨大的成功背后，也隐藏着两重问题。第一是内部经济结构失衡：重生产、重投资，相对轻民生、轻消费，导致与巨大的产能相比，国内消费不足，而消化不了的产品只能对外输出。这就带来了第二个问题：国外需求的不稳定和贸易冲突。过去20年，世界制造业中我国的占比从5%上升到28%，对应的是"七国集团"占比从62%下降到37%，而所有其他国家占比几乎没有变化（图7-1）。这背后不仅是中国经济面貌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面对剧烈调整，出现贸易冲突甚至贸易战，一点也不奇怪。
本章第一节分析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问题，这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模式直接相关，也影响了对外贸易失衡。第二节以中美贸易冲突为例，讨论中国经济对外国形成的冲击和反弹。在这些大背景下，2020年中央提出"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第三节分析这一格局所需要的条件和相关改革。
第一节 低消费与产能过剩
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最突出特征是消费不足。在2018年GDP中，居民最终消费占比只有44%，而美国这一比率将近70%，欧盟和日本也在55%左右。（2）从20世纪80年代到2010年，我国总消费（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从65%下降到了50%，下降了足足15个百分点，之后逐步反弹到了55%（图7-2）。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80年代的54%一直下降到2010年的39%，下降了15个百分点。图中总消费和居民最终消费间的差距就是政府消费，一直比较稳定，占GDP的11%左右。
图7-2 中国消费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0》。
居民消费等于收入减去储蓄，下面这个简单的等式更加清楚地说明了这几个变量间的关系：
消费/GDP = 可支配收入/GDP - 储蓄/GDP = 可支配收入/GDP ×（1 - 储蓄/可支配收入）
所以当我们观察到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时，无非就是两种情况：或者GDP中可供老百姓支配的收入份额下降了，或者老百姓把更大一部分收入存了起来，储蓄率上升了。实际上这两种情况都发生了。在图7-3中可以看到，从20世纪90年代到2010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从70%下降到了60%，下降了10个百分点，之后逐步反弹回65%。而居民储蓄率则从21世纪初的25%上升了10个百分点，最近几年才有所回落。这一降一升，都与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密切相关，对宏观经济影响很大。
图7-3 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及储蓄占可支配收入比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0》。
居民高储蓄
我国居民储蓄率很高，20世纪90年代就达到了25%—30%，同期美国的储蓄率仅为6%—7%，欧洲主要国家比如德、法就是9%—10%。日本算是储蓄率高的，也不过12%—13%。国家之间储蓄率的差异，可以用文化、习惯甚至语言和潜意识来解释，可能中国人历来就是特别勤俭，舍不得花钱。前些年有一个很吸引眼球的研究，讲世界各地的语言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很多语言（如英语）是有时态的，因此在讲到"过去""现在""未来"时，语法要改变，会让人产生一种"疏离感"，未来跟现在不是一回事，何必担心未来，活在当下就好。因此说这种语言的人储蓄率较低。很多语言（如汉语和德语）没有时态，"往日之我""今日之我""明日之我"绑延不断，因此人们储蓄率也较高。
天马行空的理论有不少，但语言、文化、习惯等因素长期不变，解释不了我国储蓄率近些年的起起落落，所以还得从分析经济环境的变化入手。目前主流的解释是计划生育、政府民生支出不足、房价上涨三者的共同作用。（4）计划生育后，人口中的小孩占比迅速下降，工作年龄人口（14—65岁）占比上升，他们是储蓄主力，所以整体储蓄率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上升。孩子数量减少后，"养儿防老"的功效大打折扣，父母必须增加储蓄来养老。虽然父母会对仅有的一个孩子加大培养力度，增加相关支出尤其是教育支出，但从整体来看，孩子数量的减少还是降低了育儿支出，增加了居民储蓄。21世纪初，独生子女们开始陆续走上工作岗位，随着城市化大潮、商品房改革和房价上涨，他们不仅要攒钱买房、结婚、培养下一代，还要开始分担多位父母甚至祖父母的养老和医疗支出，储蓄率于是再次攀升。
这一过程中的几个要素，都与地方政府有关。首先是房价上涨，这与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推动城市化的模式密切相关（第二章和第五章）。在那些土地供应受限和房价上涨快的地区，居民要存钱付首付，还按揭，储蓄率自然上升，消费下降。虽然房价上涨会增加有房者的财富，理论上可能刺激消费，降低储蓄，但大多数居民只有一套房，变现能力有限，消费水平主要还是受制于收入。房价上升的"财富效应"并不明显。所以整体上看，房价上升拉低了消费，提高了储蓄。
其次，地方政府"重土地轻人"的发展模式将大量资源用在了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上，民生支出比如公立教育和卫生支出相对不足（第五章）。而且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由于体制原因，市场化供给受限，市场化服务价格偏高，所以家庭需要提高储蓄以应对相关支出。这还造成了一个比较独特的影响：我国老年人的储蓄率偏高。一般来讲，人在年轻时储蓄，在老时花钱，因此老年人储蓄率一般不高。但在我国，因为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因此老年人也有较高的预防性储蓄，满足不了预期的医疗和生活方面需求的焦虑，迫使老年人储蓄率也很高。就连养老金都有相当一部分被存了起来。此外，地方政府按年按照户口规模划分公共服务供给，满足不了没有户籍的常住人口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进城务工人员在大城市难以见到少儿身边安全生活，也在消费上用品市场上，住房购置消费方面的额度都受限。他们只好把钱寄回了老家，转给留守在老家的外来工，这些外来工口数量不少，也推高了整体储蓄率。
居民收入份额低
居民消费不足不仅是因为储蓄高，也是因为储蓄突然转化，在整个"经济蛋糕"中居民收入占的份额不大——更直接来讲是劳动收入的一部分一直不高，跌到了约7成的份位，乃至反映到整体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图7-3）。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变化，是在全球普遍存在的现象，原因有很多，包括了自动化和技术进步降低了劳动力在生产中的相对价值，因而减少了劳动力得到的份额。但在中国这一进程比其他国家都快。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工业化进程开始加速，大量劳动力向制造业转移到了工序和升级流程当中，资本的相对回报大大提升。在工业部门内部，民营企业和组团化，国有企业按规范完成的劳动力定价在削减，工人工资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就下降了。此外到90年代中后期由于大量国有企业的重组下岗改制与民营化的过程中的劳动力的释放，劳动者整体被削减了福利权力。服务业波动频率较高的产业工人，又拓展了劳动力进入的低价格市场空间。
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因素，但又跟地方政府推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政策和制度限制有关。首先是户籍制度。它限制了农民工在城市中获得均等的社会服务保障。"二三线城市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升级上马大型工业投资园区"，结合保障房制度和社保制度，长期低工资水平，构造了一个庞大的体制性低薪的工人阶层。他们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相对高压低薪的雇用模式，赋予了出口制造巨大的成本竞争优势，而加入WTO之后，工业化东部沿海地区对短期大规模用工的需求暴增，户籍和土地两大要素的制度约束，反而大大加强了用工的弹性调配能力——无需真正完成城市化即可获取大量劳动力的"候鸟式"循环，让企业于是更加倾向于资本投入和扩大产能，而非提高工人工资待遇。
从收入角度看，国民经济中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时，居民消费会减少，企业利润的在收益中的比重会上升。然而，居民消费的下降过程，政府和企业支出在同比上升，在政府大量投入公路铁路基础设施和产能扩建当中，投资占比抬升；加上对外贸易中向中介作为一种消极的宏观稳定因素发挥出的作用的逐步消耗——先进口零件后出口产成品，再进口初级原材料并出口制成品——不仅对应着商品出口也应的贸易进口占比下降，而且因其长期化特性（一般7—10年），加速GDP中融资投资的生力比重投资利用率。只不过这进度来得格外不巧而已。
从经济增量角度来看，资本在总收入中上升并带来着资本数量增加，自然意味着投资需要提高在生产要素环节中的集中度，经济几十年内高度工业化进展，是提高在生产要素中工业化比例的顺序。英国的"圈地运动"和马克思提出的"原始积累"的高储蓄率，来自减少消费挤出的资本投资，如同欧洲殖民扩张时的贵金属流入——其实质也是对劳动者和被殖民国的剥夺。而在"东亚奇迹"中，人均收入高、高投资和高储蓄也是关键组合——只是具体的制度有所不同。核心逻辑一正是靠资本积累建立起工业化的产能。
除了人民吃苦耐劳之外，各种制度也在加快资本积累。比如计划经济时期的粮食"统购统销"，工业品"价格剪刀差"第二阶段，都是把劳动资源从劳工领域里面抽出的手段用于工业化建设，而在这一过程中，为了加快企业的创利能力并防止恶性价格战争，银行压低了存贷利率差和创业扶助利率，为了保证扶持过的通道和积累的财务利率。这种"金融抑制"降低了居民的储蓄利息，而居民在低利率下不得不提高储蓄，以提高了储蓄总量，略带残忍。
单纯从经济增长的逻辑出发，高投资低消费的模式——像滚雪球一样。不像美国那样只看季度增长，只对投资者友好就行了的经济。各国经济发展的平衡速度各有千秋。投资增长快速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人民也不断受益。但这种模式和利润导向的经济一样，前期条件比较复杂——比如说刺激措施引导、产能扩展快、科技指向度高、产能利用率也好——但复杂也需要持续改善微调。这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体制锁定"的一部分。无论是各国的制度都有一定的"惯性"。因此后面出来的对于结构优化和消费端的长期扶持纠偏需要更主动地推进。
在经济发展初期，非常需要更多资源从居民消费转移为资本积累，以低消费提供初始投资资本。工业化自身也为低消费奠定了供给条件——工厂提供就业机会使人们更多从事的是生产端的劳动，而不是面向终端消费的服务活动。但也不是所有大投资都有利。无效投资损失巨大，工资平衡没有在合理水平上，而且在市场机制越来越成熟的环境下，大额投资往往面临市场出清机制的约束——但凡经济中存在一种长期的体制锁定就可能导致调整缓慢。尤其在后期消费能力没有跟上时候，这种模式的危险就会逐步显现出来。
但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投资什么都有用的时代过去了，投资需要越来越精准和审慎。消费和投资需要再次平衡。基于此，市场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让市场来发现真正值得投资的项目，让投资回报来约束低效投资。改革，非常态化的路径转型来引导更合理的资源和资本的收入份额与投资的平衡——只是因为涉及到分配和利益调整的问题，往往大学来说很困难。倒不出来也有人会买单，会产生大量的债务。社会各阶层承受不同程度的调整负荷是无可避免（第五章）。由于高投资和低消费的投资——而且投资体量巨大的情况下——如果出产能的利用率出了低效和过剩（见下文），后果就加重了对外贸易摩擦和资源失衡的问题了。
在这一大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取代均衡和平衡——就是这种此前讲过的结构性失衡，而"不充分"，指的不是产能不够而恰恰是低消费能力——老百姓实际可以的消费水平不足——没有产能过剩而实际上有消费不足——从居民实际可支配的角度讲就是这么一回事。
针对居民收入占比过低的困境，党的十九大也提出要"提高居民收入和民生支出"，并强调了如下几点："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让人群能更灵活地走向更高收入的岗位；"完善政府工资、企业共同争议的薪酬机制体制"，构建宏观调控和微观市场化价格的双轨体系；鼓励勤劳创富致富的同时，持续推进个体户制度、收入认定和教育医疗等重大民生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更有利，鼓励劳动守法致富，赋能中小企业者，推进高收入端的税费制度调节。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的途径，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相关安排来实现。
如果人们将国际比较用于消费，那要提振消费占GDP的比重，只从居民收入的比重来看，"问题不在于"消费意愿不足。只从居民收入端的努力出发，也就是在GDP中提升居民收入份额这一端发力——空间相当大的。因此党中央不断提出促进内循环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2020年11月国务院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战略的若干意见》"。而它的战略纲要层面讲，在未来应该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中，其中就提到"要拉动内需消费群体，让中高收入群体，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能够提高收入进而增加真正的消费倾向和份额——促使居民消费增加"。
要落实十九大提出的这些原则，需要很多具体政策。第二章介绍了公共支出方面的改革，要求加大居民生支出。第三章介绍了省以下评估体系的改革，首先地方官员重视民生支出和民生不平衡的问题。第五章介绍了要素市场改革，试图提高劳动力收入，降低房价和居民债务负担，以增加消费。这里再举一例，即国有企业资本划转社保基金的改革。
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份额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对应着企业留存收入份额（即"企业储蓄"）的上升。要想增加居民收入，就要把这些企业留存资源转给居民。民营企业整体利润率比国企高，所以留存收入或"总储蓄"较多，但这些钱都用作了投资，还不够，所以"净储蓄"是负的。而国企整体盈利和总储蓄"比民营企业少，但"净储蓄"却是正的。"净储蓄"虽是正的，国企的平均分红率比民营企业要低。（15）2017年，国务院提出将国有企业（中央和地方）包括金融机构的股权划归社保基金，划转比例统一为10%。2019年改革提速，要求央企在2019年完成划转，地方国企在2020年底基本完成划转。（16）这项改革涉及数万亿元资金和盘根错节的利益，难度很大，但必须下决心完成。毕竟，在当初的社保改革中，国企退休老职工现岗同已经缴费，造成的社保基金收支缺口也理应由国企资产来填补。2019年底，央企1.3万亿元的划转已经完成。本章写作时的2020年初，地方国企的划转还在推进过程中。
产能过剩、债务风险、外部失衡
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内部失衡必然伴随着外部失衡。本国生产的东西若不能在本国消化，就只能对外输出。GDP由三大部分组成：消费、投资、净出口（出口减进口）。我国加入WTO之后，投资和净出口占比猛增（图7-4），消费占比自然锐减（图7-2）。这种经济结构比较脆弱，不可持续。一来外国需求受国外政治、经济变化影响很大，难以掌控；二来投资占比不可能一直保持在40%以上的高位。超出消费能力的投资会变成过剩产能过剩，浪费严重。欧美发达国家投资占GDP的比重只有20%—23%。
图7-4 净出口与投资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0》。"净出口"按支出法GDP计算。
虽然从会计核算角度讲，投资确实可以提升当下的GDP数字，但若投资形成的资产不能提高生产率、带来更高的收入，不能成为未来更高的消费，这种投资就没有形成实质性的财富，就是浪费。假如政府借钱修了一条路，很多人都用，降低了通勤和物流成本，提高了生产率，那就是很好的投资。但若政府不断挖了修、修了再挖，或干脆把路修到人迹罕至之处，经济账就算不回来了。这些工程所带来的收入远抵不上成本，结果就是债务越积越高。虽然修路时的GDP上升了，但实际资源是被浪费掉了。这种例子并不罕见。当下尚未将这些坏损失入账，但未来迟早会出现在账上。
投资和消费失衡不是新问题。早在2005—2007年，我国家庭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重就已经下降到了低点（图7-2和图7-3）。当时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就曾提出："中国经济存在着巨大问题，依然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的问题"，（17）比如"投资与消费者之间不协调，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于投资和外贸出口"。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我国出口锐减，不得已出台"4万亿"计划，加大投资力度，导致投资占GDP的比重从已经很高的40%进一步上升到47%（图7-4），虽然弥补了净出口下降造成的GDP缺口，稳定了经济增长，但也强化了结构失衡问题。2011年又逢欧债务风险危机，所以始终没有机会切实调整经济结构。2007—2012年，消费占比、居民收入占比、居民储蓄率几乎没有变化（图7-2和图7-3）。由于国内居民收入和消费不足，国外需求也不足，所以企业投资实体产业的动力自然也就不足，导致大量投资流入了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带动了房价和地价飙升，提升了债务负担和风险（第三章到第六章）。直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后，才开始逐步推行系统的"供给侧改革"。
因为我国消费占比过低，纵然极高的投资率也还是无法完全消纳所有产出，剩余必须对外出口。因我国出口常年大于进口，也就意味着必然有其他国家的进口常年大于出口，其中主要是美国。由于我国体量巨大，对国际贸易冲突和冲击也巨大，所带来的经济调整并不轻松。
当然，国内和国际是一体两面。国内失衡会导致国际失衡，而国际失衡反过来也可以导致国内失衡。我国国内失衡，生产多消费少，必须向外输出剩余。但反过来看，美国人大手支出，高价向我国购买，我国的相应资源也会从本国消费者向出口生产企业转移，以满足外国需求，这就更加剧了我国国内的消费和生产失衡。2001年"9·11"事件之后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消耗了大量资源，同时国内房地产持续升值上涨，老百姓财富增加，也加大了消费，这些需求中很大一部分都要靠从中国进口来满足。美国因此累积了巨大的对外债务，最大的债主之一就是中国，同时也加剧了我国国内部的经济失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美两国都开始了艰难的调整和再平衡。我国的调整包括"供给侧改革"结构性改革、要素市场改革，以及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发展战略，等等。在美国，这种调整伴随着政治极化、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等现象。
因此，贸易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贸易问题，贸易冲突的根源也往往不在贸易本身。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国内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会直接影响到贸易总量。资源在居民、企业、政府的不同分配格局，也会造成生产和投资相对消费的比重变化，进而影响经济的内外平衡。人们常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从宏观角度看，对外贸易失衡也是内部结构失衡的延续。